2019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东海县委政法委组织的到遵义革命纪念地参观学习的机会，参观了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苟坝会议等革命纪念地，令我感想最深的是在苟坝会议期间，毛泽东拎着马灯走出了一条著名的“毛泽东小道”。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3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进入枫香苟坝，在10日凌晨一点左右，中革军委收到了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发来的一个万急的电报。电报内容是建议中革军委改变攻击驻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的作战计划，而改打打鼓新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金沙县城。林彪提出此建议的理由是周浑元的部队是中央军战斗力较强不好打，而驻守打鼓新场的部队是黔军，战斗力较弱。其二打鼓新场是黔军的军需物资囤集地，攻克后红军能获得物资补充。其三，林彪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改打鼓新场他还有一个私心，因为在“遵义大捷”的时候，他的红一军团只负责协同红三军团，不是主攻部队，战果小，缴获少，所以他很希望用一次大的胜利来提振红一军团的士气，证明红一军团的战斗力。接到林彪的电报后，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枫香区)平安乡狗坝(今苟坝)新房子卢远城堂屋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20余人开会，专题讨论是否改变作战计划攻打打鼓新场，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讨论非常激烈。
时任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司令员的朱德也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驻守在此的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下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的基础。参会的领导们都非常赞成林彪的电报建议和朱德等领导的分析，同意改变作战部署，改打打鼓新场。大家一致认为有这么好的一块肥肉如果不吃可惜了。但整个会上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毛泽东坚决反对的理由有如下几点：其一是打鼓新场的地形呈袋状，不利于红军展开，一旦攻击受挫，形成胶着，容易被合围。其二是蒋介石在周边地区调集重兵，并根据红军的动向正迅速向打鼓新场地区聚集。其三，也就是最主要的一点，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不应在如此窄小的战略空间过久的滞留，不应太在乎一城一地的攻取，而应立足于走，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形成的大包围圈。概括起来说，毛泽东认为，打是手段，走是目的，不利于脱身的战斗是不应该考虑的。由于会议长时间争执不决，毛泽东便以辞去上任不到六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据理力争。但依然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最后，张闻天提议举手表决，结果这一举手啊，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通过了，会议明确由周恩来负责起草作战命令于第二天清晨下发到军团部，中午之前展开对打鼓新场的攻击。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和朱德回到了长五间起草作战命令。
会后，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所，依然十分担忧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于是在这天深夜，手提马灯走了近两公里山路，冒着严寒去长五间找周恩来同志，打算恳请周恩来同志暂缓下发作战命令。
毛泽东找到周恩来，通过再一次详尽的局势分析，说服了周恩来。接着又找到朱德一起商议，朱德也表示赞同。同时，中央军委二局截获了敌方密报，确认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且离打鼓新场最近的部队还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这封电报充分验证了毛泽东3月10日会议上的分析完全正确。
在形成了的一致意见后，3月11日，张闻天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深为毛泽东透彻的分析，对形势理性的判断所折服，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否决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随后，毛泽东提议：建议成立一个高效、精干并对政治局负责的军事指挥机构来全权指挥军事，原因是自扎西会议以后，经常召开20人以上的中央会议，会议冗长，常常久议不决，但战机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这样难免贻误战机。于是3月12日，张闻天又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的方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对政治局负责。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构思并实施了“调出滇军，甩掉追兵，假道云南，进军四川”宏大战略构想，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挺进云南，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堵之兵彻底甩在乌江南岸，跳出了蒋介石设置的大大小小的包围圈。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经过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战斗，胜利地实现了和红四方面军的合师，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阶段性战略胜利。
听了讲解员的讲解，本人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对敌我态势作出正确分析，既因为他有高于常人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对潜在危险的敏锐洞察力，也因为他对实况的充分把握。许多实况就是由当地群众提供的。如中共贵州地方组织潜伏在毕节专员公署的卢志英等几位“地方同志”，提供了国民党军驻防情况及打鼓新场山川形势的资料，平安乡群众山登铭、苟在鹏等提供了去打鼓新场了解到的敌军情况。为群众，既是共产党的人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为群众利益奋斗过程中则必须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我们应该扎根基层，了解民情民意，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为群众办实事，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努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做到无愧于心。
二是大局观念，毛泽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有一种跳出圈子，高瞻远瞩的宏图大略，作出战略部署时，他不为眼前利益所惑，不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从长远大局出发，通盘考虑问题，不论是具体战役，还是战略布局，他都能把控全局，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以这次攻打打鼓新场为例，绝大部分指挥员都倾向攻打打鼓新场，那是大家共同认为打鼓新场之敌易攻好打，而且，可以获得较多的战略物资补给，却没有顾及不利的地理位置（口袋地形，红军不易及时撤离）、国民党中央军四面合围，难以实现跳出国民党包围圈的重大战略目标等不利因素，也就是大家在作出决策时可能被浮云遮目，或受从众心理影响，而忽略了大的战略目标，这就告诫我们每位领导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必须以大局为重，要从全局的高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局部利益所困，被眼前的浮云所惑，做出对全局或大局不利的决策，做出捡起芝麻丢掉西瓜得不偿失的事情。如果攻打打鼓新场，可能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能否调处国民党的包围圈都很难说。
三是实事求是、敢于担当，敢于坚持真理，并善于传播真理，让真理被人接受。毛泽东在提出正确的主张被大家否定的情况下，依然以大局为重，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劝导工作，甚至，深夜提着马灯步行两三里路去说服周恩来，陈述自己判断的科学依据和主、客观理由，让真理的力量撼动即将下发的错误决定，那是共产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不计个人得失、胸襟坦荡、无私无畏，捍卫真理、顾全大局，以维护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为出发点的光辉典范。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坚持和努力，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是非下不可、难以逆转的。
四是拥护真理，修正错误。真理在某些时候也许不被多数人理解和接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理的持有人却必须要有一种坚守的态度，必须要顽强的发出真理的声音，并用真理的力量去影响多数人。使正确的意见被接受，从而避免或减少因错误决策带来的损失。而持相反意见也并不可怕，只要不畏惧错误、遮掩错误，而是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及时接受真理，修正错误，就能够避免错误和损失，少走弯路，把我们的事业做强做大做好。这也是我们党最可贵的光荣传统，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五是团结多数，共同奋斗。坚持真理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事业，当真理被少数人掌握时，如果真理不能被多数人所理解、所接受，仍然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坚持真理的同时，要善于争取多数，团结大家共同努力。六是对党对人们的事业无限忠诚。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长征初期都被排挤在核心权力之外，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讨论中，正确的主张被大家否定，但他依然坚持真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这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为首第一代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一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对敌我态势作出正确分析，既因为他有高于常人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对潜在危险的敏锐洞察力，也因为他对实况的充分把握。许多实况就是由当地群众提供的。如中共贵州地方组织潜伏在毕节专员公署的卢志英等几位“地方同志”，提供了国民党军驻防情况及打鼓新场山川形势的资料，平安乡群众山登铭、苟在鹏等提供了去打鼓新场了解到的敌军情况。为群众，既是共产党的人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为群众利益奋斗过程中则必须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我们应该扎根基层，了解民情民意，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为群众办实事，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努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做到无愧于心。
二是大局观念，毛泽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有一种跳出圈子，高瞻远瞩的宏图大略，作出战略部署时，他不为眼前利益所惑，不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从长远大局出发，通盘考虑问题，不论是具体战役，还是战略布局，他都能把控全局，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以这次攻打打鼓新场为例，绝大部分指挥员都倾向攻打打鼓新场，那是大家共同认为打鼓新场之敌易攻好打，而且，可以获得较多的战略物资补给，却没有顾及不利的地理位置（口袋地形，红军不易及时撤离）、国民党中央军四面合围，难以实现跳出国民党包围圈的重大战略目标等不利因素，也就是大家在作出决策时可能被浮云遮目，或受从众心理影响，而忽略了大的战略目标，这就告诫我们每位领导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必须以大局为重，要从全局的高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局部利益所困，被眼前的浮云所惑，做出对全局或大局不利的决策，做出捡起芝麻丢掉西瓜得不偿失的事情。如果攻打打鼓新场，可能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能否调处国民党的包围圈都很难说。
三是实事求是、敢于担当，敢于坚持真理，并善于传播真理，让真理被人接受。毛泽东在提出正确的主张被大家否定的情况下，依然以大局为重，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劝导工作，甚至，深夜提着马灯步行两三里路去说服周恩来，陈述自己判断的科学依据和主、客观理由，让真理的力量撼动即将下发的错误决定，那是共产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不计个人得失、胸襟坦荡、无私无畏，捍卫真理、顾全大局，以维护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为出发点的光辉典范。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坚持和努力，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是非下不可、难以逆转的。
四是拥护真理，修正错误。真理在某些时候也许不被多数人理解和接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理的持有人却必须要有一种坚守的态度，必须要顽强的发出真理的声音，并用真理的力量去影响多数人。使正确的意见被接受，从而避免或减少因错误决策带来的损失。而持相反意见也并不可怕，只要不畏惧错误、遮掩错误，而是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及时接受真理，修正错误，就能够避免错误和损失，少走弯路，把我们的事业做强做大做好。这也是我们党最可贵的光荣传统，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五是团结多数，共同奋斗。坚持真理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事业，当真理被少数人掌握时，如果真理不能被多数人所理解、所接受，仍然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坚持真理的同时，要善于争取多数，团结大家共同努力。六是对党对人们的事业无限忠诚。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长征初期都被排挤在核心权力之外，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讨论中，正确的主张被大家否定，但他依然坚持真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这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为首第一代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面临百年未予之大变局，正是乘势而上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面临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一次新的长征。我们要用毛泽东小道给我们的启示：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顾全大局、不计得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担当的精神在新的长征中愈战愈勇、不怕牺牲、努力工作，用智慧和汗水、用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来迎接建党一百周年、迎接民族复兴的胜利曙光。（李健）
